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理解：我们应当如何判断战争人数的真伪？

借用先秦思想史文本研究的说法，从最宽泛的角度而言，可以分为“外证”和“内证”两类。

所谓外证，指的是借助文本之外的专业知识，对战争人数进行检视是否合理，比如后勤补给、生产、战线等等因素。

所谓内证，则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综合审视所有与战争规模相关的材料，判断不同材料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明显虚假的记录，从而检视材料的真实性。

具体到战汉而言（此处的战汉指的是战国中期到景帝之间，后文我会解释为什么把节点放在景武之间），战争规模实际上是日经问题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更倾向于外证还是内证。

对于认可内证方法的人，战汉之间关于战争规模的不同材料可以互相印证，不存在明显的瑕疵；而对于青睐外证方法的人，战汉之间的军队人数实在过于夸张，远超当时的生产力和军事史的基本常识，因此极不合理。

然而问题在于，所谓的“不合理”究竟有多大证明力呢？历史领域中所谓不可能、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秦国六代余烈花了数百年打下天下三分之一的领土，你秦王政十年就把剩下的三分之二都打下了，这难道就合理了么？

更进一步而言，基于目前的材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很难彻底还原战国时代的军事部署和动员模式，从外证的视角进行分析存在太多可能的路径，很多我们认为的漏洞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某种未曾想到的因素。

因此，针对现阶段战汉时代的研究现状，我个人会更加倾向于用内证方法检视相关材料，从而做出整体判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外证的思路完全靠不住，我也和很多倾向外证的朋友讨论过这一问题，结果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谁也没办法说服谁。

平心而论，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但是有的人张口就是“肯定都是编的，这你都信”，那我就想问问：你看过几篇战国的材料？除了长平之战死了四十万人你还知道几场战役？

我写这篇回答也不是为了说服谁，我只是想通过检视相关记载，展示我们为什么认为战汉时代的军队规模是相对可靠的，为什么这件事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一下我的观点：除极个别例外以外，从战国中期到景帝之间的庞大战争规模是相对可靠的，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但是基本量级没有问题。总体而言，常规的大战大概在十万到二十万人之间，涉及到国运的大战会提高到四十万左右，而六十万则基本是动员的极限。

首先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关于战争规模的记载都是编的，或者认为内证思路是不可靠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战争规模文本的认识都是这样的：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

以彭城之战为例，没头没尾，只有一个数字，你把五十六万改成八十六万也就是司马迁上嘴唇碰下嘴唇动笔改两笔的事，这不随便编么？

但实际上，当我们在内证思路下讨论“战争规模的史料记录”时，他的形式丰富得多。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这段话出自《战国策·赵策三》，田单质疑赵奢，大体意思是说，我不是不喜欢将军的兵法，只是不服将军用兵太多，用这么多兵，民众不得耕作，粮食都供给不上了，非长久之计。古代帝王用兵不过三万，现在将军动辄就要十万二十万的军队，这是我不服气的地方。

赵奢则回应称：

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
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

意思是说，您不仅不知兵，更不懂天下的形势，古代分为万国，城池不过三百丈，人数不过三千家，三万的军队又有何难？现在天下万国分为战国七雄，拥兵数十万，战争旷日持久。

这段策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是一篇极少数聚焦于军事变化本身的策文；第二，这篇策文出自赵策，基本可以认为和以秦纪为依据的史记属于不同史源。

从这篇策文来看，战国时人对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膨胀是有明确认知的，并非完全是后世修史者的杜撰，而十万、二十万则是当时人的基本认知。

再来看另一个更加著名的例子，在灭楚之战前，秦王政询问王翦需要多少军队，王翦回答称“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故而任用了要求二十万人的李信，最终大败而归，秦王政不得不再次请求王翦出山，王翦则再一次强调：“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最终秦王政只得接受。

在这个例子里，双方对于军队人数的拉锯是非常清晰的，王翦对于六十万人的人数极度坚持，这种对话史料的内容丰富程度显然要比“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的单纯陈述更高，前后人物、因果的牵扯和联系也更多，编造的难度显然要更大。

除了陈述、对话之外，关于军队规模的记录还有第三种类型，即物质层面的斩首记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阙之战的斩首二十四万。

关于斩首记录的可信度，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因为军功爵制的存在，斩首直接关系到爵位的升迁，所以客观来讲，军队方面存在虚报斩首数量的动力；但是另一个方面，同样是因为军功爵制的存在，对于斩首数目的审核即使做不到完全精确，但是在一系列流程之下也不可能任由虚报，因此我对于斩首数量的看法是：的确可能存在一定的夸大，但是基本量级是可信的。

在横向的讨论过史料类型之外，从纵向时间上来看，战汉时期军队规模的数量基本能够保持一致。从伊阙之战斩首二十四万，到长平之战的四十余万，再到灭楚之战的六十万，巨鹿之战的四十万，彭城之战的五十六万，最后七国之乱吴王刘濞的二十万，这一时期的军队规模量级基本一致，不存在像肥水之战或隋炀帝征高丽和前后对比明显突兀的数字。

如果认为上述数字属于编造，那么问题就是，难道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前期，突然出现了一批热衷吹牛的修史者，然后在两汉之交后又全部消失了？总不能是因为良心发现吧？

从内证视角来看，战汉之间军队规模基本可信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不同史源（战国七雄）、不同阶段（战国、秦末、汉初）、不同形式（陈述、对话、斩首）的史料完全能够相互印证，梳理出一个基本的模式，不存在明显的漏洞。也正是因此，尽管外证视角可以对这些数字提出“质疑”，但很难直接“证伪”。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采取内证视角不意味着完全相信史料记载的数字，而是通过比较这些数字，整理出这一时期的军队规模的大致范围，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数字，同样可以被排除。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子》中记载吴起在阴晋之战中大破秦军五十万，但是基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这一数字明显不合理。在灭楚前夕，占据三分之一天下的秦国竭尽全力只能动员出60万人，而在战国前期，甚至没有走出河西之地的秦国想要拉出超过长平之战的规模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据此而言，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内证思路同样会排除虚假数据，内证和外证只是论证思路的不同，不是信古和疑古的不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战汉之间的军事规模如此庞大，并且与后世相比如此特殊？

这一点同样是战汉时期军队规模被质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他的数字过于庞大，另一方面在后世军队规模反而下降了，这就更加显得战汉之间的数字更加可疑。

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事物都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为什么唐代可以打到中亚，北宋连收复河湟都费劲？难道我们还能够因为北宋收复不了河湟，所以说唐代打到中亚是编的么？

事实上，影响军队规模的因素很多，并不是时代越靠后、生产力越进步军队规模就一定同步增长的，在我看来，影响军队最为直接的因素其实是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而这一点战汉反而可能是强于后世的。

在战国时期，各国都展开了激烈的变化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普遍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意味着国家直接掌控人口，从中抽取税赋和兵源，财政和军事的规模由此迅速扩大，战国由此进入全民皆兵的时代，这也是田单、赵奢所描述的战争新形势出现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一现象，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一书中做了经典表述，诸如赵鼎新、许田波学者则将借鉴查尔斯·蒂利的“战争塑造国家”理论，对战国时代的中国和近代早期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此而言，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社会控制和动员模式构成了战汉军队规模的基础。

然而随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战争的压力削弱，对于军事动员的需求也随之减小，社会控制和动员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最为核心的一点在于，昔日全民皆兵的动员模式逐渐向常备军模式转变，内郡和边郡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军事功能更多由边郡承担，内郡只负责基础的辅助支持工作。

这一过程始于景武之际，这也是军功爵制最终瓦解的节点，一直持续到东汉时才最终完成。到了东汉时代，内郡和边郡的隔阂已经越发明显，防备羌乱似乎成了边郡才需要考虑的事情，甚至到了想要放弃边郡的地步。

而到宋明以后，地方治理模式更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详细论述其中的关节，但是总体的趋势是以士绅-宗族为表征的基层单位在国家的地方治理中占据越发重要的位置，地方自治的色彩有所恢复，其最终的结果是地方社会的稳定性得以强化，但是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有所削弱，动员模式已经与编户齐民的战汉时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尽管战汉的军队规模存在制度基础，但是这些数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不仅那些质疑者觉得太过夸张，即使是当时人自己，同样心有余悸。

在开篇引述的策文中，田单明确提及了“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庞大的军队规模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无独有偶，《商君书·徕民篇》如此描述长平之战后秦国的形势：

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

其中“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意思便是“民众因为在外从军不得从事农业的人有多少啊？”这样的描述正是长平之战的真实写照。世人只知道赵军在长平损失了四十万人，却常常忽略了秦国在此战中的消耗：

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
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结合《徕民篇》所描述形势，可以推测，不仅赵国赌上了全部的青壮年，秦国同样押上了全部身家，以至于粮食都无人耕种，在三年以后彻底压垮了秦国。

战汉时代的军队规模，不仅是动员机制的自然产物，也是在牺牲基本生产投诸战争的血淋淋的结果。

由此展开，战汉时代几乎每一次“不可思议”的军队规模，往往伴随着国家的临时战时管制与压制。

在统一战争前夕，秦王政“初令男子书年”，而《睡虎地秦简·编年纪》则记载为“自占年”，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不同记载都指向了同一件事：要求全国男子主动申报年龄，为即将到来的统一战争全民总动员做准备。

如果没有这种彻底的全民皆兵战时动员，王翦灭楚的60万大军是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因为此种具体到每一个毛孔的紧张状态，我们才能理解秦王政在面对王翦60万人要求时的迟疑——真的没有人了。

再然后，楚汉战争动辄三十万、五十万人大军的背后，是萧何近乎极限的动员措施：

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
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从这个角度而言，项羽所称的“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或许并不仅仅是一种话术，而鸿沟议和后的“军皆呼万岁”同样有所缘由。

此种全民皆兵动员模式的最后一次明确展示是七国之乱中的刘濞：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

此诏书非常明确的表示，吴国采取的同样是上自花甲下至未傅的全民皆兵的模式，由此仅凭吴国一国之力便征发出20万人的大军。

最后做一个总结：综合战汉时期的史料文本来看，关于军队规模的记载能够互相印证、形成自洽，因此至少在量级是可信的。平常的大战大概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国运之战会上升到四十万左右，而动员的极限则在六十万。这一规模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战汉时代特殊的、以编户齐民和军功爵制为基础的社会控制和动员模式，再加上不惜牺牲基础生产的全民皆兵措施。这些数字不排除存在夸大的可能，但是认为纯属捏造，甚至“一个敢记一个敢信”，我只能说完全低估了史料文本的复杂性以及战汉时期战争的残酷性。

正如开头所说，我写这篇回答只是想从内证视角论证战汉军队规模的合理性，并不涉及外证视角，但是由于评论区还是有不少朋友疑惑“为什么战国时代的动员数量能够和二战时代相当”，所以我也只好简单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这里的“不知道”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一战、二战的历史一无所知，也完全不懂当时军队的运作模式，所以我没办法做出比较；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征兵规模涉及的因素很多，而基于目前的战国史料，我们不可能知道秦国和赵国到底是怎么把人拉到长平地狱的，也不知道一个邯郸的普通成年男子能够通过何种方式逃避这种劫难，想去比较二者的征兵模式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我认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影响军队规模的因素很多，不同的时代、区域都有各自运行的逻辑，并不是时代越靠后、生产力越发达，军队的规模就一定越大。我们不应当预设一种始终线性发展的世界观。

还是以一战、二战为例，就像我所说，我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军事运作并无了解，所以只能简单谈谈我的想法，随着现代战争的复杂化，其所涉及的因素也必然增多，比如战役时间、补给、距离等等。尤其重要的是，伴随着分工的细化，现代战争不仅需要有人开坦克，还需要有人造坦克。

但是战国时代则是一个更加简单的社会，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的产业链，也没有细化的社会分工，战国时代想要打造的是一个纯粹的耕战社会，除了打仗就是种粮食，而种粮食是为了继续打仗，甚至打到最后，长平之战的双方连种粮食的人都不要了，就得在长平炼狱把人打完。

与之相关，生产力并不是决定军队规模的唯一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自革命战争以来，法国突然动员出了几十万的军队，足以和整个欧洲相抗，这显然不是因为路易十六一上断头台，法国就迎来了生产力的大爆发，其背后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诸如爱国主义的号召力、军需官的动员能力等等。无论怎样，这些都说明，军队规模的影响因素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综上所述，在当前战国史料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自洽，且现有资料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外证检验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宜直接依据生产力的视角对他们进行跨区域、跨时代的比较，更不应当预设一个“应当”的结果。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欧洲在19世纪才出现民族语言，就质疑秦始皇统一文字肯定是假的。